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算起，改革开放已进行30年了。这30年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30年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发展的30年。30年间，反腐倡廉问题始终是全党、全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。回顾30年来反腐倡廉的历程，总结规律，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，使中国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国家。

　　虽然古今中外皆有腐败，但在不同国度、不同时期，腐败产生的具体形式、手段等却有特定的时代特色。当今中国政治经济领域出现的腐败，是伴随着社会转型而出现的，带有转型时期的浓郁特点，即当改革深入到某一领域，而该领域改革不到位、监管没跟上时，该领域往往成为腐败高发领域。这已经成为规律。比如，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初期，价格双轨制使得倒卖批文成为腐败的重要手段；上个世纪90年代，国家对某些商品实行控制，海关参与走私一度成为腐败的代名词；当高速公路在全国迅猛发展之时，该领域又成为腐败高发陷阱；当房地产成为热门赚钱行业时，某些高官的腐败又往往与房地产联系在一起，等等。我们不难看出，腐败行为与政府对社会资源的控制范围和程度、公共权力自身的运作方式、社会治理模式等始终紧密联系在一起，与经济体制、政治体制、制度环境等问题都是相关的。如果不从源头上解决问题，那么，我们的反腐倡廉就永远是被动的，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就带有根本性缺陷。

　　从上述意义上讲，30年反腐倡廉最重要、最基本的经验，就是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届中央纪委二次会议上所说的：“把反腐倡廉建设纳入经济社会发展和党的建设的全局之中”，“寓于各项改革和重要政策措施之中，同改革发展工作一起部署、一起检查。”这也是从源头上反腐倡廉的大思路。

　　把反腐倡廉纳入经济社会发展和党的建设全局，意味着不是游离于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之外谈反腐倡廉，而是融入改革事业，在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中就内含着预防腐败的制度设计，比如，使权力结构既相互制约又形成合力；政府职能进一步转向宏观调控、市场监管、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；推行善治，提高公共财政管理的透明度，推行问责制，建设责任、透明、法制、服务型政府。也就是说，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统筹兼顾，把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与形成现代治理模式结合起来，共同构成良好的制度环境，这将减少腐败发生的机会。再如，反腐败的水平与民主政治的发育水平具有正相关性，民主政治发育水平越高，反腐倡廉制度体系的有效性就越高。因此，完善法制，实行广泛的政务公开，包括提高权力运作和公共决策的透明度，确保公众有效获知有关信息，推动社会参与，把专职机构的监督与社会化监督结合起来，把科学设置权力结构与公众以权利制约权力结合起来，减少腐败发生的概率。又如，执政党的地位决定了党的建设对反腐倡廉有重要影响，发展党内民主，实行党务公开，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，创新监督体制，都是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重要内容。因此，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，也包含了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反腐倡廉建设。

　　反腐倡廉路途漫漫，关键在行动。